收入低、学术要求高……部分高校师资博士后陷困境

山花新闻网综合 刘 欣2019-06-12 15:51: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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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~2017年中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与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长人数对比 注1:《中国统计年鉴》总是在某年发布前一年的统计数据(例如《中国统计年鉴2010》实际是描述2009年的情况),目前最新的是《中国统计年鉴2018》。自《中国统计年鉴2005》开始,博士才被列为单独门类进行统计,此前一直与硕士合并为“研究生”一项。注2: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加人数,通过将某年的人数与上一年的人数相减而得到,2018年的人数尚未发布。数据来源:《中国统计年鉴》(2004~2018)制表:李雅娟

2004~2017年中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与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长人数对比 注1:《中国统计年鉴》总是在某年发布前一年的统计数据(例如《中国统计年鉴2010》实际是描述2009年的情况),目前最新的是《中国统计年鉴2018》。自《中国统计年鉴2005》开始,博士才被列为单独门类进行统计,此前一直与硕士合并为“研究生”一项。注2: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加人数,通过将某年的人数与上一年的人数相减而得到,2018年的人数尚未发布。数据来源:《中国统计年鉴》(2004~2018)制表:李雅娟

  梁骏逛某个学术论坛时,看到有人发帖咨询是否要做师资博士后。他毫不犹豫地回复:不要去!

  近几年来,在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下,类似的回复数不胜数。“过来人”向后来者发出警告。

  师资博士后,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遴选优秀师资而特别设立的,它的遴选标准和待遇都高于普通博士后。

  实行4年后,浙江大学取消了师资博士后制度,然而如今实行这一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。

  近日,有学者在博客发表文章称,有些高校的师资博士后开始变味儿。

  在师资博士后制度诞生14年后,它引起的争议跟走进这一制度的人数一样节节攀升。

  “土博士”的最后一关

  梁骏短短几个字的回复,也是对自己3年师资博士后生涯的概括。

  2014年,梁骏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毕业。在他拿到几个offer之后,突然收到家乡省会城市某高校的面试通知。梁骏喜不自胜,他很想回家乡的高校工作,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

  第一轮面试后,校方对他很满意,同意聘他当讲师。两轮面试结束后,梁骏感觉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,就回绝了其他的offer,一心准备回家乡。

  就在签约前,负责招聘的老师告知他:年轻老师必须要有博士后经历。校方态度很明确:如果不做师资博士后,就不能签约。学校承诺,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可以直接聘为讲师,不设任何门槛。

  梁骏入职之后,院长找他谈话。这一次,条件又变了:梁骏必须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并要发表一篇SCI论文。

  梁骏发现,院长提的几条要求,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标准。

  梁骏感觉自己骑虎难下——这时候他已经入职一个月了,手头没有其他备选的offer,找工作的时间也过了。

  几乎与此同时,跟他同年应聘该校讲师的博士毕业生吴婧也有类似的遭遇。

  吴婧回忆,学校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,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、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。等她再接到教学秘书的电话时,考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。她与学校签约时,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,或是在指定的种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。学校指定的这种本刊物都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顶尖的杂志,有的还跟吴婧的研究领域不沾边。

  尽管吴婧觉得自己作为刚毕业的博士很难达到这些条件,她还是同意与该校签约——她希望在博士毕业之后继续做研究,但手头其他的offer只能给她非科研岗位。

  梁骏和吴婧找工作的时候发现,海归博士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教职,而像他们这种国内高校毕业的“土博士”就要面临师资博士后这一关。

  “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”

  让梁骏和吴婧无比纠结的师资博士后制度,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解决新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而设立的。

  2005年4月,浙江大学率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制度。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《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》一文中提出,“新补充的青年教师……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还显不足”,另外,“尽管学校对新进人员实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,但是‘能进不能出’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,人才流转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”。

  刘继荣如今担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处长,他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,当时想由此让博士后提前进入到教师的预备队,也想通过延长考察期,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在一起。

  那时,师资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的入选门槛更高,比如除了学术能力之外,还会考察语言表达能力,以便为未来执教做准备。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工作之外,也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。与高门槛相对应,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。

  这一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夏天,新校长到任。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队伍,发现“本地化现象严重”。

  “近亲繁殖”一直是国内高校的痼疾,而浙江大学在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后,依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——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,进而留校任教。新校长要求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比例,提高来自海外高校和国内其他名校的人才比例。

  2008年年底,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,这一制度终止。

  刘继荣从本校的博士后管理部门了解到,2005年4月到2008年12月这3年多,共遴选了300多名师资博士后,72%的师资博士后出站后成为浙江大学的正式教师。

  这一制度诞生之初,国内跟进的学校并不多。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助理研究员李明在《关于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的问题与思考》一文中写道,由于人们往往希望直接成为学校的正式职工,不愿意接受两年博士后工作的考核,因此会选择不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的学校,这也是部分高校不推行这项新制度的顾虑所在。